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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努力 [原]

内容提要：从“针砭时弊”、“暴露问题”到“对策研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学术努力的轨迹，也是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认同与自觉的过程。然而，“理论创新”才是知识分子学术良知的表达与思想独立的表征。现实中，知识分子专家化、权力化是对“理论创新”的挚肘与异化。
关键词：知识分子学术努力理论创新

当今时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却应当具有共同的使命。他们以学术为自己的生命，而不只是知识丰富的人；他们以思想背负历史，而不只是有头脑的人。正如当代法国“新历史学派”著名代表人物雅克•勒戈夫（Jacques Le Goff）所言，知识分子应当“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事物的憧憬。” 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应当检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变革时代的学术努力。正是在检讨过程中，我们发现当代我国知识分子已经经历了从“针砭时弊”、“暴露问题”到“对策研究”的学术历路。这个过程也是我们的知识分子逐步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建设者角色的转变过程。但是，当代中国更需要知识分子的“理论创新”，那才是我们知识分子最真切的学术良知。
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张载曾豪迈地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理论创新不仅是知识分子独立与自由的表征，而且是我们国民生活的幸福之源。理论创新是知识分子思想之痛的结晶，恰恰是百姓日常生活思维畅达的福地。

一、针砭时弊

改革开放以后，至八十年代末，我国的学术与中国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是相背离的，或者说是学术理想重于现实分析。其中的一方面情况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是改革开放以前那种“左”的理想教育。一旦改革开放，出现新的问题，我们无法用理论进行解释与说明，而且现实又与我们所期待的并不一致，有许多情况甚至相反。由此所引发的“针砭时弊”学术方式必然成为我国当时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现象，这其中的一种表现是以传统的思维方式为准则来批评现实的社会现象。就象当年整个欧洲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封建主义的方式、小资产阶级的方式、资本主义本身的自我批判方式、空想社会主义的方式等等一样。对改革开放的批评也有传统的、保守的思维方式。
与此相对的另一方面便是，国门打开以后，面对西方社会文明高度发达，必然使我们有一些人以西方社会现实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榜样、标准和楷模，致使我们一些学者“不得不”去研究西方近现代的社会理论、哲学思想，探求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深层根源，以期中国能够以西方的方式尽快实现现代化——形成“西化思潮”。
“西化思潮”中的一些人提出，“我们不仅需要引进外资，更需要引进总理。”另有一些人则绕开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反思而直接追问我们的文化根基就是农业文明，它不适于工业文明或现代文明，我们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需要进行“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过程才能彻底地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我们没有实现现代化是因为我们的人民需要进行现代化的启蒙。进一步，更有人认为，我们的文明是“黄色文明”，需要以“海洋文明”或“蓝色文明”进行改造。以至于有人错误地推论，我们的人种就不如别的人种。所以，当时有人提出要“审判东方”，这些观点就是我们一些人所禀持的“西化思潮”，它以电视系列片《河殇》为最后的代表。今天，经过我们的努力，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让我们已经开始相信自己，并以理性的方式来审视西方，因此，“西化思潮”早已没有市场了。
要知道，改革开放其直接目的是使中国打开国门，发展经济，让百姓过上殷实的生活。但是，也是由于改革开放，使我们了解西方世界。正是最高领导层他们知道我们的确有不如西方社会之处，所以，我们才需要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立足中国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从改革开放中，发现西方的优长来否定自己。因为，我们必须、而且也只能过自己的生活。
“西化思潮”是从另一极对改革过程所出现问题的批评，即形成了另一翼“针砭时弊”的学风，要求改革更为迅速彻底。实际上，今天我们很容易理解，中国的现代化绝对不能以西方社会作为我们的教范与楷模，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最初，这些批评并没有以改革开放为立场，这是由于我们有些人的思维方式还不能适应转变到改革开放立场的结果。所以，他们不知道这个立场究竟是什么。同时，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也没有强大的理论目标来指导这场伟大的实践，我们只能依靠自己在实践中探索。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说，针砭时弊是学术界对现实、对政治的一种试错。其时间段大约是1985年至1989年。之后，在我国人民普遍接受并认同改革开放的观念下，我们的学术界的角度也有所变化。
应当说，我们能有对社会批评的出现恰恰体现了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思想解放。从本质上看，它体现了我国社会的政治从对个人权威的崇拜到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目标追求的转变。
邓小平同志曾认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之所以是革命，是由于它要求人们必须革心。也就是说，社会变革使我们必须面对生活方式转变的隐痛与思维方式转换的困惑。当人们尚未转变思维方式或在转变思维方式的过程中就是一种思想扭曲的痛苦。实际上，这是任何社会变革都会产生的生活代价。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是逐步把那些本来属于个人的利益追求的行为归还给百姓，政治改革则是把未来的社会理想化作现实的社会正义要求。所以，我们如果再以道德而不是权力或职责来检视他人的行为结果与政治领导人的行为要求，必然产生所谓“失落”。

二、暴露问题

“暴露问题”的立场则是以改革开放的立场来理解我国社会现实的，它指出我国所出现的社会问题则是为了维护改革开放。当然，至到今天为止学术界也没有停止过对问题的暴露，但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重心与兴奋点已经转移到了“对策研究”。应当指出，暴露问题是我们走向“对策研究”的一个必经的学术阶段和前提。暴露问题的学术立场，其前提是提醒我们的党和政府注意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企图从所暴露的问题中影响决策者工作的重心。比如，最早指出农村的贫困问题、土地资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都是始源自这个阶段的学术努力。暴露问题给人们看并不触及政治体制与国家制度，它是任何体制或制度只要看到这些问题就会引起注意的。
在经济、政治和其它社会体制转变过程中，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以及与此相应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原先熟悉的环境、熟知的社会，突然变得陌生起来；原先受用的知识、契合的思维方式，突然需要适时刷新；原先的人生历练就是生活的资本，突然变成创新就是活力；原先依附于既定的规则的人们，突然需要自己去形成规则……，如此等等。以至于学术界惊呼：我们的社会产生了诸如，“价值失落、形而上学失落、世界观的失落和生活的失落”。可是，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我们逝去了什么样的价值、我们解构了什么样的形而上学、我们远离了什么样的世界观、我们抛弃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遗憾的是，在当时——甚至迄今为止，在我国的学术界并没有人能指出这个问题。暴露问题阶段只是向政府与社会指出问题，并没有向社会或政府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可以说，我们对问题的暴露的确是我国社会所出现的真实情形，但是我们缺少对这些真实情况的历史与现实的真切地分析。比如，以上我们所列举的四个“失落”，并不是我们真的需要这些“形而上学”。以往，“形而上学”是强加给我国百姓的极端个人崇拜——我们当前所需要的并不是形而上学问题而是真实的个人生活价值行为。
暴露问题过程中，我们认为应当指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自1978年以来，在我国掀起了许许多多的“热”，即社会流行时尚。诸如：反思热、寻根热、赌博热、西方文化热、《周易》热、气功热、下海热、股票热、开发区热、出国热、毛泽东热、传销热、学历热（文凭热）、“海归”热……等等——实在是挂一而漏万。这些“热”首先意味着我们社会的偏好，有些源自民间的自发，而有些则源于政府的政策。这些社会“偏好”从另一方面意味着我们需要真正的信念而不是虚假的形而上学，它是因为我们缺少真正的信念所导致的信念真空。但是，它又是我们社会逐步形成真实信念的必经之途，是我们形成市民社会的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被暴露出来的问题本是改革开放以前就存在的问题，它迟早要暴露出来，只是由于改革开放使得这些问题从时间顺序上承接下来，并突显出来。比如，人口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应当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症结，但是那时人与人并不存在个人独立性地竞争，大家都在普遍贫穷中默默地承受着。而改革开放把个人相对突出出来，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加剧，加之，我们的竞争秩序并不完善，导致我们的生活成本必然不断地增加。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自1978年以来的现实也一次次地提醒我们的国民，当经济利益的追求只能成为我们自己的真实，其它的一些追求是我们的国民不可憾动的时候；当人们因此过滤掉了生活中的一些我们认为虚幻的成份以后，我们就把经济利益的追求当作描画未来生活的前提。暴露问题的学术阶段，其时间大约是1990年至1992年，其中著名的有《山坳上的中国》与《失衡的中国》两部著作。

三、对策研究

“对策研究”是因为我们普遍对改革开放的认同、对改革开放的自觉，并使这一伟大实践继续深入地、顺利地进行。学术界针对改革开放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提供给政府处理问题措施、出台相关的政策乃至法规建议。对策研究过程中，我们产生了对问题解读与解决问题观点的差异，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从此，我国学者们真正地开始了自己的学术争鸣式的努力。
1992年，我国经历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改革之后，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这与刚改革开放时我们没有明确的目标不一样，那时，我们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信心并不是很强烈。现在，围绕市场经济以及由此所引发的问题，学者们展开了学术讨论。其中的核心问题归纳起来有两个：一是，市场经济是我国的改革的目标还是发展我国经济的手段；二是，由市场经济所引发的是全球化问题，还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表现了我国学术思想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新左派”及其它观点在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观点与方法上的分歧。正是基于这些分歧，我国立足现实的学术，求真务实的讨论才得以开始。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的学术过程中，我国出现了对“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简称“三农”问题）、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加大的问题、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贫困人口与富裕人口的社会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景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教育问题、腐败问题——社会公正的问题；环境问题、城市扩展、城市化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信任问题、信仰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政府治理问题、危机处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一起提了出来，摆在我们的学者面前。与“暴露问题”阶段不一样，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与对策。
无论怎样，这些既是我们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是我们以最大的诚意提出并着手解决的问题。它们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决策科学化进程的标志。因为，专制政府只是最大限度地掩盖问题，而民主政治则是最大限度地暴露问题，并着意解决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
但是，“对策研究”尚未从全局的和战略的高度综合地进行理论研究。目前为止，我们的许多战略研究仍在总体上借鉴了西方的理论与西方的原则。我们并不认为，借鉴西方理论就标志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论，而是说我们应当有自己解决问题的立场与原则。所以，真正的理论创新在我国尚未开始。“理论创新”应当从我国历史传统、社会现实出发分析中国，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出现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师、思想大师，为我们的生活提供论证，这将是我们国民无限的福祉。它不仅是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象征，更是学术良知的表征。
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百姓正在承受着“反思”之痛、疑惑之苦、彷徨之忧与虚幻之虑。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原则、没有准则、没有法则，所以，我们没有自信——因而也没有“他信”。尽管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标准”提供给我们的国民，但他们却能告诉人们形成“标准”的方法与可能。
当然，作者深知，我们在讨论理论创新问题时的方式与方法仍然只是对策研究。
现阶段，在我国知识分子的学术风气有两个值得警惕的问题：一是，知识分子专业化、专家化；可是，知识分子应当没有自己的专业，而只能有自己的专长。二是，知识分子权力化而不只是学术权威；可是，权威知识分子绝对不能权力化。这两个问题将是对我们理论创新的异化与致命阻碍，当代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知识分子是吊诡的存在者(paradoxical beings)。只有在对纯文化(pure culture)和入世(engagement)的经典对立进行质疑之后，才可能给他一个准确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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